从2月初至今，已陆续有二十多支分别来自中国四个级别联赛的俱乐部确定退出并解散。最新传出消息的是拉萨城投，他们本周二正式宣布解散。

这无疑是中国足球开展职业化以来最凌冽也是最让人头脑清醒的一个春天。那些漫无目的的巨额投资、混乱无序的经营理念、抱着投机心态作出的一系列业余操作，在多年的累积叠加后，最终导致了这些俱乐部的崩盘。突发的疫情是一个因素，但它可能只是起了导火索的作用，根源问题在于那些俱乐部早已周身沉疴痼疾，积重难返。

球队的解散，引发了多米诺骨牌式连环效应。一队和梯队逾千名球员面临待业在家、无球可踢的局面，他们当然不会坐以待毙，一定是去其他俱乐部寻求上岗机会，这就可能挤压他队球员的生存空间，从而迫使一些老队员过早退役，或是年轻球员得不到应有的发展空间。

在写这篇文章前，我们先后联系了多名遭遇球队解散的球员，绝大多数都以正在讨薪扯皮、准备起诉以及试训期间怕说错话留不了队为由婉拒了采访。当华丽表象褪去后，我们无意中发现球员这份职业的一些真相——在动辄百万、千万年薪的背后，是进退、沉浮全不由己的无奈。在这里，前浪和后浪的界限模糊了，他们都被共同的命运推挤着往前赶。

这些球员中大部分还没有找到下家，而即便是幸运再上岗的球员也发现自己的人生已被彻底改变了：他们变得谨慎和忐忑，多疑并且不再轻易相信承诺。

还有一些梦想也不可避免地失落了。

“按时发钱就谢天谢地了”

“现在大家找球队，第一条标准，这队只要能按时发钱就可以了。”如今正在武汉三镇俱乐部试训的熊飞在电话里说，“钱多钱少都不计较了，按时拿到钱，大家就谢天谢地了。”这样的声音，正在天南地北的俱乐部里被一再重复。前些日子，因为华南虎解散而再就业的门将邱盛炯在去到嘉定博击后的第一句话就问，“这里能准时发薪水吗？”

所有人都像惊弓之鸟，欠薪和球队解散这种事情经历过一次，就足以摧毁一名球员一些基本的信念。要重建这些信念，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算上辽足，熊飞职业生涯共效力过六家俱乐部（包括租借），一个说不清是可悲还是可笑的事实是，他在这六家中几乎每一家效力时都碰到过麻烦：

2007年熊飞20岁，刚上武汉光谷俱乐部一队，被租借去了同城的雅琪俱乐部，“呆了三个月，老板不玩了，球队解散了。”好在当时工资仍由光谷支付，因而没被欠薪；回到光谷，一年后的10月，俱乐部因不满足协对李玮锋的判罚宣布退赛；熊飞又辗转加盟南京有有，球队其实从2007年起就开始欠薪，但他去的时候并不知道；申花是他职业生涯效力时间最长的俱乐部，然而在朱骏时代，他也一度被欠薪；2018年去了辽足，至今被欠逾百万元。

熊飞

“不能多说，说了都是泪。”他轻笑了一声。熊飞的经历是中国球员的个例吗？他认为，“很可能有比我更坎坷的。”他的运气是背了一点，但这样的经历背后也折射出一个很多人之前未曾留心的现实——在中国的职业俱乐部，尤其是较低级别的俱乐部中，欠薪是一个多么普遍的现象。在中国足球的这本字典里缺少了很多构成足球运动基本要素的词语，比如“稳定”这个词。“拉萨城投也解散了，我听说他们去年还挺稳定的，今年也引进了不少人，但是你看，现在说解散就解散了。”

他觉得也能理解，“搞足球投入过大，资金链断裂也正常。”但理解和接受不是一回事，尤其是在32岁上再经历一次，心境势必和当初不同。“那时候年轻，一人吃饱全家不饿。对未来还有很多梦想，觉得只要找个地方踢球就行，以后总会好起来。现在年龄越来越大，要承担的责任更多了。而未来在哪里，不知道。”

总的来说，他对于这次被辽足欠薪事件心态不算很差。“不知道是看多了还是什么，心里就有一种麻木的感觉。”

“辽足欠薪欠出了信任”

熊飞后来认真想了想，整个2019赛季，辽足应该只发了三笔钱。“中途发过两场比赛奖金，保级成功以后又发了些奖金。而且还是踢了比赛的人才能多拿到点，没踢比赛的那些也拿不了多少。”

即使这样，球员还是坚持把赛季踢完了，把中甲席位也保住了。“都是玩命一样踢，想着只要把位置保住了，就还有希望，所以我们所有人在场上都很团结。”在这个过程中，俱乐部曾经多次向队员许诺，一定会补发拖欠的薪水和奖金。“辽宁的情况是属于，欠薪欠出信任来了。因为他们欠管欠，最后到了工资确认表签字前总归会给你。”熊飞在2018赛季加入辽足的时候球队已经开始欠薪，但是最后薪水如数补齐了，差了比赛奖金没发，他想就算了。“就是这样，所以我们都很信任俱乐部了，没想到今年是真的不行了。” 他之前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透露，自己这一年被欠薪超过了百万元。现在人也去不了沈阳，队里一些当地和临近城市的队友就代表大家一起去找体育局协商。不管钱多或少，总是自己的血汗钱。“真的是血汗钱……”他重复一遍，陷入了沉默。这一年里，他曾在两个月里两度在球场上遭受重伤，一次头部被踢伤缝了12针，一次嘴角缝了30针。“但你没地方说理去，说理说不通啊。摆在眼前的情况就是俱乐部没钱了，你说找足协吧，也管不到这个事。因为不光是你一家俱乐部这样，大环境如此。要么自己找律师，还得走程序。但还是要争取，能要回多少是多少。”

他好歹踢了十多年职业联赛，有积蓄，不至于让生活出问题。“队里的年轻球员就惨了，有的把刚买的车给抵押了，有的房贷还不起，想尽各种办法借钱。普通球员不指望靠踢球能大富大贵，但这份职业至少要能负担得起他们的房贷和车，当一个球队欠薪达到一年，那球员的正常生活是根本没有办法维持的。”

“前浪后浪都在找工作”

熊飞家在武汉。1月22日辽足结束在佛山的冬训，球员各自回家过年。他睡了一晚醒转来，发现已经封了城。而与此同时，另一个不祥的预感正在凝聚成形：到此刻为止，队员们心里都已很清楚，这球队早晚得散了。

“你很难描述这种情绪，一方面是身处疫情中心的武汉，另一方面又面临着失业的可能，内心是双重的担忧和焦虑。那会儿开始联系球队了，但大多因为疫情都没集中。即使有队，我也出不去。晚上睡不着觉，各种琢磨各种纠结。”要做好最坏打算，就是失业。“实在不行就干点其他事吧，但能干什么？除了踢球啥也不会啊！”这时候，他开始朦朦胧胧地意识到，这其实是一个自己迟早将面对的问题。有一天，当他真正退役之后，他将被迫面对这个现实。“我不是那种会做长远规划的人，退役以后的事到那时候再去想也可以。但现在如果就不踢的话，好像太早了。”

三月，大地回春，武汉的疫情好转了。武汉三镇俱乐部在黄石开始集训，熊飞过去跟着练到现在。虽然他们目前还只是中乙球队，相比辽足又降了一个级别，但在这个特殊时期，球员们不约而同感慨“眼下还能有球踢就可以啦！”作为一家中乙俱乐部，武汉三镇的投入和运营算得上稳定，并且立足于青训，让人感到他们长久立足于中国足坛的决心。 熊飞是浩浩荡荡的球员失业大军里的一个，他感叹，“找个球队真的太难、太难了。不说其他队，就辽宁队还有一大帮人没找到队呢。那咋办？你不还得生活吗？”从年前到年后，来武汉三镇试训的球员达到小20人，而在以往，一支球队的试训球员都是个位数，基本不多于5人。在其他低级别俱乐部里，前后多达数十名试训球员也是普遍存在的现象。“不管年轻的还是年龄大的，不管是前浪还是后浪，好像都在找工作。”他说，“这阵子，陈涛、周海滨这些个85一代的都退了，他们还是有名的。你说还有多少个没名气的，他们不踢也就不踢了，默默无闻地来，默默无闻地离开……有球踢就得珍惜。”

“两三百个U23在找队”

尴尬的不仅是30+球员，曾几何时非常吃香的U23球员如今正面临着也许更加严峻的形势。

出生于1997年的辽宁队员阮喆祥告诉我们，他在今年3月的时候打听了一下，惊闻仅U23就有两三百号人在找球队。“这只能靠自己了，”他说，“没有其他办法。”阮喆祥现在正在其他的中甲球队试训，他此前在武汉卓尔试训了一个多月，以失败告终。但因为在中甲已经有一年的比赛经验，在圈子里也获得了一点关注度，因此当辽宁无力支撑的消息传开后，有球队已经联系到他，他现在还没有下定决心。从武汉结束试训到现在，已经过去近一个月的时间了，这段时间他赋闲在家，阮喆祥还是想尽快确定自己的下家。

阮喆祥

虽然他并不太担忧自己的前途——他觉得再不济自己应该也不至于没有球踢——但他也不得不接受现实和理想之间的差距。

2011年，当时在鲁能的阮喆祥因为骨龄超龄被推荐到辽宁队。在那里，他2014年进预备队，2018年进了一队，均为超前选拔。阮喆祥曾经这样规划自己的未来：在辽宁队踢两年主力，然后登上中超的舞台。毕竟在过去很多年里，他眼见球队里的老大哥们都是人往高处走，他们离开后，转会费就够俱乐部维持生计了。

“在辽宁队赚的钱不是很多，这个我心里也清楚。但我想着如果在辽宁队踢好了，别的球队也能看得见。一个人卖了钱，就能养活球队不少时间。我将来要能卖个好价格，对自己也好，也能为球队做点贡献。” “日常开销靠家人给钱”

到阮喆祥进一队的时候，辽宁已经降入中甲。球队当时已经开始欠薪，他回忆，“2018年拖欠了下半年工资，奖金是从上半年10场之后就没有再发了。”他没有积蓄，“平时的日常开销都靠家里人给钱，也没办法。”

按足协原先的规定，各职业俱乐部最晚要在1月15日递交上赛季工资确认表。今年，足协宣布中甲、中乙、中冠联赛球队的工资奖金表提交时间由原来的1月15日延至1月31日，以便那些陷入财政困境的球队有更多时间筹措资金补发给球员，让他们完成工资奖金表的签字。阮喆祥回忆，1月15日前，俱乐部老板来了一趟。“和我们说，真的没有钱了，但希望我们签个字，能在足协那里过一下，最后没有和大家达成一致。当时我就挺清楚了，这个队可能就要解散了。”

球队年后原本打算去济州岛拉练，但过完年就没有再集合。所有人都在家等通知，摒到3月份，球队一些老队员都呆不住了。“去俱乐部，发现俱乐部已经人去楼空。再打老板电话，也打不通了。大家就开始行动了。”

35岁的老队员郭纯泉是沈阳当地人，他被俱乐部拖欠了220万。目前他已经决定退役，专职讨薪。他和其他一些球员在和俱乐部沟通无果后，找到了体育局。但去了很多次，对方先是找借口搪塞，最后终于表示，这事和体育局并没有关系。辽足队员感到很伤心，5月末，“新辽足”在沈阳竖旗，这让他们觉得，自己已经成了不被需要、没有利用价值的人。体育局这条路一旦也走不通，那么剩下的就是起诉。起诉要先走中国足协的仲裁程序，之后才是司法程序。 阮喆祥听说，“几个当地的老大哥们自己找了律师，要代表大家打官司。但现在具体进行到哪一步，我也不清楚。”他在宿舍里还留下一些私人物品，朋友们帮他打包装了两只大箱子，打算回头寄给他。在辽足度过了近十年时光，最后只剩下两只箱子，阮喆祥想起来，觉得有些恍惚。

“只要我没遗憾就够了”

两个月前，他和女朋友也分了手，因为“给不了她更多的安全感”。阮喆祥如今没有球队，没球可踢，家人整天为了他干着急。他老家在江苏，12、3岁离家到现在，已经习惯了万事靠自己。“这一路走来都是我一个人，生存靠自己，和所有球队接触都是靠自己。我就跟他们说，路是我自己走的，只要我没有遗憾就够了。”

他觉得自己对球队解散和欠薪这个事还算看得比较开，“这两年经历的事情，以后去任何球队都算是种经验。每个球员都不是一帆风顺的，我一直想得比较开。你在年轻的时候经历过一些事情，以后再碰到什么，就能看得很淡了。这对自己的人生也是一笔财富。”

赋闲在家，阮喆祥偶尔会想起2013年那场比赛。当时他所在的辽宁青年队和科威特国青在银川踢了场国际邀请赛，CCTV5台还专门进行了直播。全家老少都围在电视机前，他们看到他首发，看到他戴上队长袖标，看到了他的进球，最后看到辽宁的胜利。他说，“把我爷爷给高兴坏了。”阮喆祥曾经以为，这会是他足球生涯的第一个高光时刻，以后这样的时刻会一个接一个地来到。他曾经对一些事情深信不疑，那时候他还没有尝到过梦想破碎的滋味。

2011年，阮喆祥刚到辽宁队。他是梯队的小球员，遇上主场比赛，他总是在场边做球童，有时候也帮着抬担架。那年，球队拿了联赛第三，进入了亚冠附加赛；那年，球队的双后腰是肇俊哲和秦升；那年，站在场边的阮喆祥心里想，“啥时候能为这样的球队踢比赛呢？那可真的是很光荣的事啊。一定会的！”

当他终于实现这个梦想的时候，却惊觉辽宁队早已不是曾经的辽宁队了。 笔者后记…

过去几个月里，我们听说了很多让人伤感的故事。有的年轻球员为了养家糊口，在待业期间不得不去开网约车赚点生活费；有的人因为没钱买机票找球队试训，还巴巴地等着已经解散的俱乐部补发被拖欠的薪水。

在那些被迫流向市场的球员中，大部分还没有找到下家。幸运一些的，可以找到低一级别联赛的球队，一些人则可能不得不改换行当了。对于那些踢球之外没有任何技能傍身的球员来说，这不啻一个悲剧。

有媒体近日撰文炮轰辽宁宏运投资人，称他们早就打算跑路。往往是这样，个人犯下的错误需要由一个无辜的群体付出代价。但愿这些球员不会被白白牺牲，但愿这次中国足球职业化进程中的波折能让更多人吸取教训，并继而作出修补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