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6日，据《人民政协报》报道，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广播艺术团说唱团演员巩汉林在两会期间接受采访时称，某足球队队员年收入三百万、五百万甚至上千万，球场上没见进球，“完全给中国人丢脸”。这一说法，点出了中国足球的尴尬。

收入上千万元并非夸张

年收入数百万到上千万，巩汉林所说的球员的高收入并非夸张。实际上，对于职业球员过高的薪酬，中国足协早就感到不满。2020年12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国足球职业联赛专项治理工作会议上，中国足协主席陈戌源就表示，对比亚洲其它足球发达国家的薪酬，中国联赛的薪酬已经高到十分可怕的地步！

为此，陈戌源还列举了一组数据为佐证，中国职业足球俱乐部的投入，是日本j联赛俱乐部的3倍多，是韩国k联赛的10倍多。球员薪酬方面，中超是j联赛的5.8倍，是k联赛的11.7倍。“金元足球吞噬健康的足球肌体，现在有些人还不觉醒，难道良心已死吗？”陈戌源当时痛心地表示。

早在2015赛季，包括广州恒大、北京国安等在内的6家俱乐部就迈入了年投入超5亿的俱乐部行列，在此之后，5亿元竟然成为维持一家中超俱乐部的最低门槛，而投入中占大块的是球员的薪酬。曾号称“亚洲足球第一股”的恒大俱乐部，自2015年在新三板上市后从未盈利，其2019年的年报显示，他们的总成本高达29亿元，其总亏损达到了19.4亿元。

国足表现有负国人期待

拿着如此高薪，中国足球却没能呈现出应有的水准出来，特别是男足，表现更是让人失望。在今年2月1日进行的世预赛亚洲区12强赛第8轮的较量中，国足以1:3惨败给越南队，提前两轮无缘卡塔尔世界杯。

这些国足队员中，许多就是中国足球的“高薪一族”，像于大宝，早在2012年就成为了那一年中超的本土标王，当时大连阿尔滨队以2000万元的天价力压广州恒大从天津泰达手中买下了他。更离谱的还在后面，2016年，金洋洋和毕津浩并列成为了中超的新标王，他们的转会费都达到了8000万元。2017年，不差钱的河北华夏幸福以1.5亿从北京国安挖走了张呈栋，张呈栋也成为了中超史上首位“亿元先生”。

尴尬的是，即使在当年，金洋洋和毕津浩也没有绝对的实力在国足阵中去竞争一个主力的席位。这些年来，金洋洋更是辗转了多支球队，为的是争取更多的上场机会。而这，就是当时各家俱乐部近乎疯狂投入留下的“奇景”。在那段泡沫横飞的年代里，甚至有些俱乐部的板凳队员，不上场一年也能拿到数百万元。

从本次世预赛12强赛的表现来看，这些国脚的表现的确有负国人期待。即便是面对本组实力最差的越南队，国足也仅取得一胜一负。那场3:2的胜利，原本就赢得惊险异常。到了越南队的主场，国足更是找不到进攻的办法。虽然李霄鹏先后派上了一众攻击手，但直到补时阶段才由徐新踢进安慰性的一球。八场比赛下来，他们共踢进8球，在同组的6支队伍中仅比越南队多进1球，其中三场比赛交了白卷，巩汉林所说的“收入上千万不进球”并非没有根据。

改变现状绝非一时之功

爱之深，恨之切。在巩汉林之外，另一位全国政协委员、河北远洋运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高彦明也表示，中国足球与我国40多年来各项事业的发展不成正比，为此，他提出了几点发展中国足球的建议，如成立“国家足球领导小组”、省级和国家队可以实行“部队制”训练管理等，他还希望国足能向中国乒乓球队和中国女排学习。

这些年来，中国足协一直在试图努力打造一个财务健康、具有可持续发展的职业俱乐部运营模式，并于2021赛季开始向高薪“动刀”。当时推行的限薪政策，规定中超一线队国内球员年薪不超过税前500万元，外援年薪不超过税前300万欧元，中超俱乐部年度支出不得超过6亿元。中超一家俱乐部的相关人士告诉极目新闻记者，2022赛季，中超的限薪标准将进一步升级，其中本土球员的顶薪削减至税前300万元，外援的顶薪为税前200万欧元，中超俱乐部年度支出不得超过3亿元。

当然，要改变中国足球的当下的落后局面绝非一时之功，也并非光靠限薪这一剂猛药就能见奇效。作为近邻的日本足球，其崛起之路也走过了20多年，我们需要更多的努力与耐心。